作者|沈予加（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

        与中国维持了多年的友好关系后，澳大利亚近些年来的外交政策骤然转向。

        从2000年到2016年，伴随中国的崛起，澳大利亚享受到这一过程带来的巨大经济红利，成功从“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转型为“骑在中国背上”的国家，并有意放弃工业化路线，转向资源型国家发展。

       但是，随着2018年6月澳大利亚通过《反外国干涉法》，中澳关系陷入冰点。当地媒体接连爆出中国资金影响澳大利亚政坛的消息，这些捕风捉影的报道一度让时任总理特恩布尔表态称：“关于中国干涉的报道令人不安”。

       当特恩布尔下台后，他的继任者莫里森在叫板中国的路上越走越远。在华为5G建设、中印边境冲突、新疆和台湾等问题上，澳大利亚不断挑战中国底线，大大扰乱了中澳两国的正常经贸往来，也让本国民众深受其害。数月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方同维多利亚州签订的“一带一路”倡议备忘录和框架协议。

       煤炭、红酒、棉花、木材、龙虾等，以往都是澳大利亚输华的热门商品，但当澳大利亚逆势而动时，这些商品被挡在中国国门之外，市场则被美国等澳大利亚的铁杆盟友蚕食。

        澳大利亚农民正成为中澳摩擦的牺牲者

        中美之间的分歧虽然不少，但两国依然保持了必要的克制和经贸往来。反而是澳大利亚，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讨美国欢心，种种做法不仅让本国民众不满，更让其盟友在看笑话之余，赚得盆满钵满。

        此情此景之下，澳大利亚迎来一个特殊的纪念日。1971年7月3日，当时的澳大利亚反对党领袖惠特拉姆率团访问尚未与澳建交的中国。              1972年年底，当选总理数周后，惠特拉姆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1973年10月，惠特拉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成为首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分别会见了他。

        50年过去，当年访华团唯一健在的成员、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菲茨杰拉德日前撰文纪念这一特殊时刻。他在文中写道：“他（惠特拉姆）相信，我们必须接受中国是国际格局中永久和重要的一部分。”

        惠特拉姆因其破冰之旅被称为“中澳关系之父”，中澳两国随即开启了外交新纪元。未曾想，如今两国关系跌入谷底，令人不胜唏嘘。不少人追问：澳大利亚为何在对华政策上急转而下，并甘愿充当西方反华阵营中的急先锋？

        先于美国开启反华议程

        通过时间对比不难发现，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与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并非同步。具体而言，早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启动对华遏制之前，澳大利亚早在2016年就开启了疑华、排华议程。

        2016年，澳大利亚政府公开支持菲律宾政府将中菲南海争端诉诸国际仲裁法庭。当年7月，当海牙国际法庭作出有利于菲律宾的仲裁的第二天，时任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Julie Bishop）就表示，呼吁中国和菲律宾接受这一仲裁。2017年3月，毕晓普访问新加坡时宣称，美国应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不适合担当地区的领导者。同年6月，澳大利亚广播电视台（ABC）在一档40分钟的节目《权利和影响》中，编造中国政府试图通过代理人左右澳大利亚在南海的立场，声称中国在澳洲拥有无所不在的“软实力”。

        2017年10月，毕晓普在记者会上指责中国政府正在渗透进入澳高校，称中国在澳留学生因为担心中国政府的监控而回避谈论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此时，澳大利亚学者也掺上一脚，查尔斯·斯图亚特大学公共伦理学学者克莱夫·汉密尔顿在《无声的入侵：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专著中声称：“中国正在利用虚假的历史来定位自己，从而在未来对澳大利亚有所控制”。

        2017年11月，澳大利亚发布《外交政策白皮书》，虽未直指中国，但报告中对“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强调，暗示其担心中国在南海的活动将对地区秩序造成不良影响。

        可见，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在其自身，而非单纯追随美国的步调。只不过，中美博弈愈演愈烈的现状强化了澳大利亚对这一政策选择的决心和信心。

        戏剧性反华的耦合因素

        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转变幅度之大、变化之快，令人惊讶。促成此转变的，是必然与偶然双重因素的耦合。

        就必然而言，由于价值体系的差异，中国模式的成功、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必然让所有以西方价值立国的社会感到某种不舒服。毕竟价值观代表了社会秩序的原则，包括将以何种原则来组织、安排未来社会。

        虽然中国从不输出模式和价值，而是鼓励其他国家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但随着中国实力、影响力的扩大，中国模式、价值必然对其他国家产生愈加明显的示范效应。其他西方国家或许只是对此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警惕，而不会将之作为权衡对华关系的根本性指标。

        但澳大利亚不同，作为孤悬于东方世界边缘的唯一西方国家，澳大利亚维持国家认同的基础就是其西方价值观，这也是它能够自诩为西方大家庭一员的骄傲所在。而作为距离中国最近，也是唯一被笼罩在中国影响力范围之内的西方国家，澳大利亚更能感受到“全方位的威胁”。

        这种气氛下，澳大利亚国内弥漫起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和“中国阴谋论”，这种污名化逐渐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朝野左右概莫能外，谁也不敢逆潮流而行。

        上述背景以外，澳大利亚政坛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偶然因素：时任总理特恩布尔因“中国因素”陷入麻烦，导致其执政地位不稳，亟须摆脱困境。

        特恩布尔在出任总理前，曾投资过中国河北的一个矿场，家中还有一个中国儿媳，可以说与中国关系匪浅。但在“中国威胁论”的舆论环境下，他有种急于撇清的心理，从而迅速调整自己的对华认知与战略理念，努力展现出对华强硬的一面。

       澳大利亚因价值驱动而形成的疑华、排华大氛围，与特恩布尔个人特殊的政治需要相结合，共同谱写了自2016年开始的对华政策大变奏，并逐步加速，越跑越远。

        特恩布尔时期的对华转向

        像前总理陆克文一样，特恩布尔同为澳大利亚“知华派”政治家，在2015年上任之初，他在对华政策上还是持温和、理性的态度。

        当时他的外交政策有三大理念：第一、偏重于“现实”经济利益的外交政策。在其初期的执政理念中，这个世界似乎不需要美国这个帝国。第二，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将给地区秩序带来均势。虽说这种崛起势必带来某些风险和威胁，但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因为这对中国来说弊大于利。第三，对于“美国例外主义”不会表现出“绝对效忠”，他会对于美国在一些国际事务上破坏规则的行为作出坦率评价。

        此时的特恩布尔在对华问题上表现出独立于美国的偏好，同前总理柯廷、惠特拉姆和基廷相似，他们对“顺从”美国的战略持保留态度。

        但从2016年开始，澳大利亚国内气氛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疑华”氛围的推动下，对中国崛起可能给亚太现行秩序造成“麻烦”，甚至影响到澳大利亚内政的担忧开始发酵，并在媒体的推动下迅速扩散。

        特恩布尔此前的理念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与指责，导致其支持率下降；加上他身上的“中国因素”，让他不得不极力证明自己的立场。这种迅速而华丽的“转身”，一方面有利于他赢得本党派内部保守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能帮助其肃清政治对手，从而争取连任总理。

        然而，由于特恩布尔在执政的自由党内执政基础不稳，他在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前总理托尼·阿博特时不时对其发起“挑衅”。特恩布尔上任后，民调显示，只有18%的受访者认为他在任期间的工作表现会超过前任阿博特，不少选民对特恩布尔领导下的联盟政府能否支撑到2019年大选表示没有信心。

        对于党内发起的挑战，特恩布尔2017年7月访问英国时曾评价说：“自由党从来都不是保守党，从罗伯特·孟席斯建立该党时，就认为本党应是走中间路线的政党。我将竭尽全力将本党拉回到中间路线。”

        但在其任内，澳大利亚一直未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倡议合作谅解备忘录，原因之一在于，如果特恩布尔政府同意签订，许多党员会认为，这将助长中国冲击既有国际秩序，是对美澳同盟的挤压。

        为了笼络党内保守派，从2017年开始，他明显有意展露对华“强硬”，声称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渗透”已达到空前程度，需要通过立法予以控制，甚至频频制造反华事件。

        此外，打“中国牌”还可帮助他打击来自其他党派的竞争对手。2017年10月-11月，时任工党党魁比尔·肖顿（Bill Shorten）的支持率一度超过特恩布尔。特恩布尔政府随即出招，指责工党议员邓森接受了中国商人黄向墨的政治捐款，从而影响其对南海政策的态度。

        此前，邓森曾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及其邻国的问题，澳大利亚不应干涉。这一表态与工党的南海政策相背离，也同联盟党的南海政策不一样。随后，邓森因为允许中国商人帮其支付律师费用而被推向风口浪尖，被迫辞去议会参议员的职位。这一事件对工党造成了较大的公信力危机，让舆论对工党能否捍卫澳大利亚国家利益产生质疑。由于对“下属”的任用和管理不力，比尔·肖顿的民调也变得不尽人意。

        同年12月，随着邓森案的盖棺定论，澳大利亚政坛开启了新一轮“反华”热潮，特恩布尔趁机宣布将颁布《反外国干涉法》，意欲严控中国对澳大利亚内政的影响。至此，澳大利亚的反华舆论氛围大势已成。

        但表演还在继续。2018年年初，特恩布尔政府宣称，澳大利亚不会因为经济利益向中国“低头”。经过长达半年的商议，澳大利亚通过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情报领域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法案《反外国干涉法》。明眼人都能看出，该法案针对的正是中国。

        有研究者注意到，时机也是澳大利亚官僚政治中的重要考量因素。特恩布尔政府释放一系列反华言论之际，不但执政的自由党受到在野党的极大威胁，特恩布尔本人也在党内遭遇重大挑战。

       通过转移火力，特恩布尔和自由党成功摆脱了困境，并为2019年大选创造了较好的政治生态；特恩布尔个人也保住了总理位置，其党内支持度和民间支持率均有显著攀升。通过积极抓住对华强硬的主动权，他亦掌握了对于“通外、卖国”的解释权，将对手反过来逼入窘境，在政坛成功实现了翻云覆雨。

        莫里森时期的推波助澜

        虽然特恩布尔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紧跟潮流，展现出“强硬”和“亲美”的一面，并一度赢得党内和国内的支持，但在民众最关注的国内治理上却接连失分。

       由于对2018年的大旱应对不力，又在环保、减排等政策上损害了企业家的利益，特恩布尔的支持度再陷低迷。

        为了避免特恩布尔拖累自由党的2019年大选，2018年8月21日，时任内政部长皮特·达顿在阿博特的支持下公开发难，要求举行党魁选举。在8月24日举行的党团会议上，特恩布尔在不信任投票中以40票对45票败北，失去党魁职务并辞任总理。

       通过党内竞选，党魁和总理职务由原财政部长斯科特·莫里森接任。莫里森也成为澳大利亚不到10年间的第六任总理、该国的第30任总理。上任前夕，莫里森签署了一项声明，将中国企业华为和中兴排除在澳大利亚5G网络建设之外。

       特恩布尔执政时期，莫里森一直是政府要员。他在党内属保守派，既主张加强与中国的经济接触，也以国家安全和保护主义为由反对中国投资。他曾负责实施2018年生效的《反外国干涉法》，直接导致澳中关系趋紧。但同时，他也反对经济民粹主义，呼吁加强对华接触。

        担任财政部长期间，莫里森曾多次访问中国。就在接任总理前不久，他还发表演讲称：“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继续迈向繁荣，未来几年，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机遇来促进服务业的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2018年11月1日，莫里森发表了上台后的首场外交政策演讲，其中十次提到中国。他认为，澳中关系至关重要，并表示将继续深化澳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他还称，自己最想对中国说的是“希望能恢复贸易来往”。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和美国的结盟是我们的选择”，“美国是否强大”关乎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由此可见，就莫里森个人而言，算得上是保守主义中的务实派，既提防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又不愿意放弃与中国交往的经济利益。但是，领导人的个人倾向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左右决策。

        莫里森上任之际，澳大利亚国内反华大势已成，即使总理也无力逆势而行；加上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的对华态度展露狰狞，其强力打压中国、甚至于不惜付出代价的策略已为外界所知。这种情况下，顺应舆情和追随“盟主”，是澳大利亚这类“中等国家”选举型政府的必然选择。

        内外双重因素的合力，推动莫里森政府在反华道路上越走越急。随着2019年自由党连任，澳大利亚政府在经贸方面对华释放出一些积极信号，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呈现负面态势，甚至变本加厉。

        2019年10月，彼得·达顿公开批评中国“在国际上的行为常与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冲突”，还污蔑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并入侵澳大利亚政府网络”。

        疫情到来加剧了这种趋势，尤当2020年4月澳大利亚提出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之后在香港和台湾问题的表态上不断挑战中国底线，民间的对华态度也逐渐从平和走向极端。

        “疑华”和“排华”成为朝野共识

         如今在堪培拉，中国早已成为敏感话题，任何有悖于偏激立场的言论都成为众矢之的。澳大利亚政坛内部甚至开始了“白色恐怖”：新南威尔士州议员肖凯·莫泽尔曼因为赞扬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高效做法，其住所遭到安全部门的搜查，他本人不得不辞去公职。

        澳大利亚议会中，历来与执政党唱反调的反对党议员也极少指责现任政府的对华政策。敢于表达犹疑和指责的，多是那些早就退休的政治家，如前总理陆克文、前外交部长鲍勃·卡尔等。

       经过此轮对华政策的调整，“疑华”和“排华”已成为澳大利亚的朝野共识。

        澳大利亚政府并不认为目前的澳中关系态势会对国家利益造成不利，相反主流政界人士认为，通过《反外国干涉法》、加大中国在澳投资的审批等方式，可进一步降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并捍卫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之所以不同程度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华大合唱”，一方面缘于他们从价值、利益出发，觉得中国代表了另一种发展方向和前景，代表了对西方现行道路、价值的否定，应该打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相信，通过这种遏制、打压，可以阻止中国继续发展。

        这种自上而下的“反华”浪潮导致中澳两国交流在多个层面受挫，其中最令人痛心的应是民间对彼此的好感度急剧下降——由《环球时报》旗下舆情调查中心和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的专门针对中澳关系的年度公众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澳大利亚的好感度在2021年比2020年下降近10分；而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布的民调显示，澳大利亚民众对华的好感度也在2019年急剧下降。

        眼看这种情况，参议院工党领袖、华裔影子内阁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站了出来。她在5月的一次采访中批评莫里森政府为了政治利益煽动制造危言耸听的言论，让两国关系陷入紧张。她认为，澳大利亚国内有太多关于中国的讨论是“疯狂、令人恐惧和缺乏背景的”。

        黄英贤提出建议说，在对华政策上，澳大利亚可以学学日本，“多些策略，少些政治，少说多做”。“这一切都不需要‘敲响战鼓’。”她说，澳大利亚需要找到和中国“潜在的合作点”。

        原文链接：https://new.qq.com/omn/20210708/20210708A03XMB00.html